技術之外，還有人生

本文轉自FT中文網 作者：孟薔薇

 

孟薔薇：我算是一個“理轉文”的學生。那么，在對待生活或者人生本質問題上，文理科人的思考有什么差異？

 

 

不久前，“有技術的野蠻人”一詞在朋友圈稍微漂了那么幾天。陶東風先生的文章《拒絕有技術的野蠻人》，談的是所謂“大學精神”與“有技術的野蠻人”之間的張力，更準確地說，是一種排斥。我稍微注意了一下，轉發者里有理科的朋友。（在本文中，請將“理科”作廣泛的理解，“文科”亦如是，提及人群的時候也是泛泛而指。）不知這樣的轉發意味著什么，不過，他或她大概已把自己排除在了“有技術的野蠻人”之外，至少對此已有警惕。
 

然而，這世上復雜難名之事、之心、之人甚多，也許不是我們真的要去復雜，而是常常說不清自己所持的是何種立場，即使說清，我們又會因為各種更為復雜難名的原因，常常把自己的立場和實際行動對立起來。轉發或點贊“有技術的野蠻人”者，無論文科或理科的朋友，雖然多屬真誠，怕也難逃這人生復雜的“宿命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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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自己是由工轉文的，目前在歷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。之前我每每以有關懷的理科生自命，如今不好這么說了，大概只能算懂點實驗，且只限于機械制圖和仿真模擬的文科生了。過去在理科圈我是邊緣人，如今在文科圈則力求“去邊緣化”。以我的道行，不敢說歷史學的精神是什么，不過我大致可以肯定，這和我過去設計圖紙，做仿真模擬之類的差別不啻霄壤。

 

以前，我無論歡喜或憂愁，假意或真情，都會老老實實在實驗室呆夠時間，或求“老板”差強滿意的笑容，或求心安以便畢業?？傊?，規矩還是要講的。在實驗室除了“干活”之外，我們和“老板”之間似乎沒有太多的交流，彼此也就不甚了解，誠如所謂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。但有一點我們似乎已有了“默認的同意”，即我們的所謂人生觀、價值觀和許多“別人”都差不多。在理科許多師生的群體里，這似乎是普遍情況。假如，我以“事后諸葛”的姿態去回味我當年的生活，理科圈中人在生活的“背景和底色”，即所有涉及“人生大方向”之類的問題上是有共識的。那就是，這些問題大概是不需要討論、糾結的，大家已經有了不自知卻又“一致同意”的“不言自明”。

 

價值持守這樣的事真的很玄妙，因為對許多人來說，這都不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問題，因為它早已內化于每個人的內心深處。“默認的同意”實際上在多數人那里，已經等同于“不自覺的被迫”，因而必然也是沒有經過省察的。據蘇格拉底說，未經省察的人生不值得過。那么經過省察的人生值不值得過呢？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兌換成另一個：“真正的”人生是否必然帶有某種省察的色彩，甚至常常只以省察的方式存在？那種一個“老板”省察（當然，這個“省察”也可能是從別處借來的），十個“打工仔”懵懂的圈子，與其說是眾人在“一致同意”基礎上奮力前進，不如說是一個人“云云”、一群人“昏昏”的隨波逐流。當然，這個“老板”也可能是十分“清楚”的，他不過是要別人糊涂罷了。那么，一個人深明真相和一群人不明真相，作為一個硬幣的兩個面相，又算是哪門子價值觀呢？

 

也許在文科人看來，這就等于沒什么特別的價值持守了。然而，中文我不清楚，哲學我也不了解，至少在歷史學里，理科圈里的那種“默認的同意”恰恰是我們最需要拿捏的問題，也是體現一個歷史研究者道行深淺的所在。歷史上任何已經成為過去的“事實”，都已無法復原。無法復原不是因為文字記錄多有不實，影像資料幾乎空白，當事人口述不夠精確，而是因為，作為今天的研究者，你站在“必然殘缺”的史料堆里，如何講述歷史，怎樣看待過往的各色人生？

 

所謂“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”，大概是說并沒有什么真正“客觀”書寫的歷史，只有客觀存在的偏見。一切歷史理解都起源于理解者自身的某種“前理解”（“感覺”？），一切歷史都是以被理解的方式存在的，并沒有什么脫離理解之外的“客觀歷史”。歷史是歷史對象和理解者、過去和現在、客體和主體的統一，這就注定了任何歷史理解只能是理解者的一種偏見。

 

歷史研究者所練的功夫，不過是要把個人的偏見投放到一個更為深邃的時空，以實現對歷史事件或人物的“同情的理解”，透過紛繁復雜的過往，給人性之復雜這一人性的“恒一”提供自己的注解，以豐富所謂“理解的歷史性”。通俗地說，我們要做的，就是努力把那些曖昧難言之處，盡可能說清楚、道明白。當然，反過來，我們也極可能在理科圈認為已經“十分清楚”的問題上繼續糾纏它的思想性意義，把“簡單”的問題越做越復雜，以致理科圈會認為我們無聊。也許是無聊啊，然而呀然而，我們還是會繼續。

 

把復雜的問題越說越簡單，同時把看似“簡單”的問題越做越復雜，似乎是不少人文學科的“通病”。正如前文已經指出的，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人文學科關注的問題，既不是理科圈的學術主題，也不是他們飯后茶余的嚼頭，假如他們認為我們的“通病”真的很無聊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然而，“無聊”背后所呈現的，似乎不止是文理科在“器物”，即操作或技術層面的分歧，還有更為深層的“本體論”差異隱藏其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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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承認，我是在世俗意義上亂用“本體論”這個比較艱深的哲學概念。我想說的只是，文理科人在對待生活，或者人生本質這一問題上，在思考方面究竟有何差異？這一問題，當然和我們兩千年來，尤其是近幾十年來所受的教育和家國氛圍有莫大干系。我們歷來有忽視個人本位的傳統，至于如何褒貶這一傳統，則已是另一個問題。這里我只想考察一下這種忽視所造成的后果。

 

有那么一個時期，個人不但被忽視，甚至簡直就是工具，以便服務于更為宏大偉岸的“集體”。那個年代，是自然學科登堂入室，大顯神威的季節，學理科不但“政治正確”，而且名利雙收。文科的處境就慘淡了點，許多頗富特色深有積淀的學科被合并、限制，學文科成了“不是犯罪就是受罪”（徐復觀語）的苦差事，文科知識群體活得戰戰兢兢、踉踉蹌蹌，鼻涕一把淚一把。直到今天，在不少地方，據說最聰明的男孩子都去學最有前途的理科了，學文科是笨孩子的無奈選擇。這大概也是那個年代沉渣泛起、余威震于殊俗的烙印。

 

可以說，這樣一種歷史基因，幾十年來潛移默化間注入了文理科各自的發展軌跡。對于理科人來說，他們很容易認同宏大敘事，在“沉默的同意”中把自己忽略掉，默默甚至極為活躍地承擔起“民族”、“國家”這些十分復雜的宏大話語，及其背后的所謂“義不容辭”。恰好，這和中國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”的傳統十分吻合，早已是中國古已有之的老特色。然而，這個特色并未經過思辨的審視，更加“然而”的是，這個審視卻在文科人幾十年來“不是犯罪就是受罪”的痛苦歷程中開始慢慢萌發。天網恢恢啊天網恢恢！他們開始有了西方意義上的反思、批判的意識，更加注重宏大敘事背后那個被（迫）隱形的“人”。

 

換言之，至少到上世紀八十年代，文理科人在審視“人的生存”這一根本問題上，其實已經分道揚鑣，漸行漸遠，二者認知之間的張力越來越大。不過，到九十年代以后，宏大話語體系逐漸失去舊有的凝聚力，連理科人也開始漸漸放棄對宏大任務的道義承擔，轉到對自身所處現實的關注上。

 

這似乎在縮小文理科人在此問題上的認知之間的張力。然而事實并非如此。因為，對自身現實的關注是需要一點本事、一種能力的。我不是說理科人就沒有這個能力，而是說，人對自身的生活進行審視，需要一定的智識基礎。沒有這個基礎，你就無法對現實做出深刻的辨析，甚至無法意識到它的存在。這個基礎，并不是在舊的話語體系解散之后就可以分分鐘建立起來的。

 

我們看到，如今理科圈“老板”多多，“生意”興隆。把這一現象理解為一定程度上的“人性解放”似乎并無不妥，不過如果換個角度看，它不過是舊的（他者強制的）話語體系解散后，浮萍在飄零，雖然美妙卻不自主，光鮮卻無意義。過慣了集體生活的蜜蜂一旦被打散，似乎最要緊的是生存，恐怕來不及思考“蜂生大事”。至于生活得很好當上了“老板”，是否就有更為高妙的思考，也是難說。如今的許多理科人，尤其缺乏這種思考。

 

其實他們完全可以通過和周圍的文科人多交流，來提升這種思考能力的。慢慢地，他們也許就不只是“老板”或“打工仔”，而至少是“有文化”的“老板”或“打工仔”。令人遺憾的現實是，許多人并不愿意做這種交流，因為在他們看來，文科人的工作“卑之無甚高論”，不值得去了解。有些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文科人究竟在做些什么，他們壓根不覺得，在技術之外還有一種存在，叫做人生；在“老板”和“打工仔”之外，還有詩和遠方。（當然，或許他們已把技術等同于人生，把“老板”看成了詩和遠方，這就另當別論了。）這種“不知道”背后深藏的，是智識上的自負。而這種自負，就不只是理科人的毛病，而真的是文理科的通病了。不過，本文只談理科人的自負，文科人的問題另行闡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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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人，無論是象牙塔的學者還是鄉野的村夫，大概都本能地具有一種智識上的自負，雖然他們對智識的理解可能有很大不同。而自負往往就免不了自我封閉。具體到象牙塔內部，這種自負造成的壁壘也是比比皆是。再具體到理科人的圈子，這種自負構筑的銅墻更是隨處可見。

 

機械專家也許會說，從自行車到電動車、代步車，從火車到飛機、宇宙飛船，機械設計最具實用價值；電子系學者可能會講，我新給出的導通元器件的脈沖程序，就是新時代數碼產品技術革新的基石；應用化學的學者也許只用一個實驗就可以秒殺前兩者，因為那化學反應的微響或巨響，已經念出了人類延年益壽或集體自殺的魔咒。

 

而具體到各自學科的內部，互相之間的“不懂”就更加細密：搞機械理論的不懂自動化應用，搞材料加工的不懂材料學，搞軋鋼的不懂模具設計，且他們內部更細的差別也使他們互相不懂；搞晶體管的不懂雷達，搞衛星通信的不懂光纖，搞電子管的不懂電子機械，且他們內部更細的差別也使他們互相不懂；搞無機化學的不懂有機化學，搞物理化學的不懂生物化學，搞分析化學的不懂化學工程，且他們內部更細的差別也使他們互相不懂……諸如此類，琳瑯滿目。

 

理科內部尚且如此，理科人對文科的不懂，似乎就更多了，而這種不懂所鋪開的，則是迥然有別于理科自身領域的另一塊天地：中文學者也許會說，他已看透世界，寫透人生，大千世界千姿百態酸甜苦辣魑魅魍魎盡在筆下；歷史學者也許會說，他不但看透，而且用更為長遠的鏡頭聚焦過古往今來的一切，洞穿了人世一切復雜的秘密；哲學家可能對前兩者都微微一笑，你們一個是“就事論事”，一個是“就事論理”，而我是“就理論理”，我的學說是從概念到概念，從理論到理論，從抽象到抽象，一切“看透”、“古往今來”、“秘密”都被我高度抽象化以后收入寶瓶。

 

當然，文科差別和細分導致理科人的不懂，隨口一說更是一大長串：不懂中國文學，不懂外國文學，不懂文學比較，不懂文學史，不懂文學理論，不懂語言學，且內部更細的分化也不懂；不懂世界古代史，不懂中國當代史，不懂宗教改革，不懂土改，不懂思想史，不懂經濟史，且內部更細的分化也不懂；不懂古希臘哲學，不懂現當代哲學，不懂康德，不懂斯賓諾莎，不懂現象學，不懂解釋學，且內部更細的分化也不懂……總而言之，不懂人生。

 

列舉這么多，只是想說明，無論文理科，即使作為所在學科最前沿的學者，面對他人研究領地的銅墻界碑，仍舊像是個茫然無知的愚夫，too young，too naive。碰壁多了，也許就會覺得墻很荒謬。不懂者完全可以認為中文學者矯情，歷史學者無聊，哲學家狂傲，總之，他們都帶著荒謬的鬼臉。西哲有云，正因其（上帝）荒謬，所以我才相信。

 

但是，在許多人的認知里，“荒謬”和“很懂”是一回事，和“相信”八竿子打不著，他們并不因其“荒謬”而“相信”，卻只因其“荒謬”而覺得“很懂”。我并不是說，對待一切“荒謬”的東西，我們都應該相信，但對待看似“荒謬”的東西，我們給自己留一點“可能不懂”的自覺，似乎是必要的。因為滿滿的自負真的會遮蔽掉所有的“不懂”，同時失去人生的許多樂趣。人生常常并不因“不懂”而變得渺小，卻常常因為“很懂”而變得狹窄。

 

這世上我們不了解的東西實在太多了。即使我從來都是善意地假設這個世界存在博通古今、學貫中西、兼修文理的天才，但因為目前這樣的人似乎已經很少，所以對于理科的從業者來說，對他人領域的哪怕只是稍微的關注，似乎都是必要的了。文科里“形同實異”、“形異實同”、“形異實異”的東西并不比理科少，個中復雜纏繞的關節也并不比理科容易，恐怕非深入其中所不能了解，而盡可能了解這些，恰恰就是回答“人生”問題的關鍵。俯下身段，進入他者的語境，是了解的開始。而“了解他人”需要一種克制自負的忍受力。

 

真的，人生常常是一場忍受。我們應該學會忍受自己處處可能存在的無知，以及別人處處可能存在的“有知”。多多忍受之后，則宜多多了解。也許，在那些看似“人人都懂”的學問里，還有多數人都不懂的蹊蹺，多數人未曾體驗過的偉大。這恐怕應該成為理科人看待文科的底線。理科人應該意識到，在技術之外還有人生，這個存在需要深入考察、體悟才能有所知道。這個意識，大概就是他們和文科人友誼的小船說翻卻不會翻的形而上學起點。